<議論>大埔事件：不方便的真相

■photo by lancy、krikit（CC：by-nc，經修圖）

對大埔現象的檢視

這些日子以來沸沸揚揚的強制徵收農地事件之所以能夠引起憤怒，根本的理由並不在於可憐與苦情──倘若如此，則苗栗縣長因其堅定意志受挫而表露的鬱悶與哀嘆，多少也應得到些許同情與慰問。而那憤怒也不會僅僅只是因為老農與田能勾起對於兒時記憶的緬懷──倘若如此，則如《艋舺》情節的、那因著年輕氣盛的打打殺殺或許也能成為某些人珍視的對象，可見前述的緬懷必定還得包含某種更深刻的意義。

而我們能說那憤怒僅僅是因為政府無視於台灣人民的糧食安全、進而會威脅著民眾未來的生存與幸福嗎？啊，我們真的要很謹慎地做出這種表達，因為倘若僅僅只是做如此簡單的思考，那麼稻農很可能也就被我們簡化為生產稻米的工具，果農則成為生產水果的工具，漁民則成為生產或捕捉魚類的工具……。並且這一系列的運動，就很可以被簡化為一種未雨稠繆的、對於「政府在威脅我碗裡的食物」的不滿。這種訴諸於自利的想法或許很有效果，但卻是狹隘的。

這並不是說這種警覺是不重要的，只是，我們只需靜心一想就能知道，此時此刻也有許多人能以同樣自利的──同樣顧念著飯碗的──理由來表達他們對強制徵收的贊同，因為他們或他們的親人或許正好就從事於──或有機會從事於──高科技產業、房屋買賣、建築與裝潢、公共工程等工作，並且他們可能也仰賴著這些工作來維持生計。他們也希望哪天能夠開車載著自己的家人在故鄉逛逛時，介紹一下自己未來的工作地點離家很近，不必再離鄉背井……。於是，難道我們能夠為了未來的生存問題而忽視某一群人眼前的生存與幸福嗎？這豈不是不一致嗎？這是否也是訴諸於一種集體的暴力呢？

<議論>對於大埔農地強制徵收的一個短評

■photo by Scheinwerfermann、Johannes Barre、LERK on Wikipedia（CC：by-sa，經修圖）

前言

已經長高的稻子被怪手毀壞了，我們咒罵這是暴殄天物──但我們的社會文化卻常常以浪費作為個人身分地位尊崇的表徵、作為個人平時辛苦工作的慰勞。

被徵收地的居民面對公權力只得無力地哭泣或吼叫，我們心疼他們的遭遇──但我們的社會文化卻常常以心疼與同情作為個人的「時尚」裝飾，對此只消回想八八風災，我們就知道自己常常在潮流過後所顯露的殘忍和冷漠。

遭到強制徵收的農田被質疑是要圖利財團或特定人士，我們抱怨這是極度地不公平──但我們的社會文化卻不斷地教導我們從建立良好人際關係中搶得先機、獲取一般人所無法獲得的利益，能坐就別站、能躺就別坐……；在其中，有誰曾經叮嚀我們別忘了在此競爭之下只能站著的人嗎？好，倘若我們還要辯解前者並不是公平競爭，那麼請問什麼是公平呢？甚至，只要公平就夠了嗎？

民主與法治的不足

在苗栗大埔農地強制徵收的議題上，或許首先值得我們回頭思考的是台灣人引以為傲的「民主」。對許許多多的人來說，民主國家幾乎就要與「一個正常合理的國家」、「一個美好的國家」畫上等號了；而座落在與一個巨大的極權國家相鄰的位置上，我們也常常以民主作為自己在國際間的標榜，意思好像是說，台灣並不落後，台灣正在實踐一種被認為是最開明先進的政治制度，台灣人一樣享受著這樣的制度──就好像那些啃漢堡喝可樂的美國人那樣。然而，美國在開國之初其實即面對著一項爭議，即在那民主制度底下，究竟是應該放手相信人民的決定，還是應該擔心人民沒有能力做出最好的決定？那後者即是來自於對「一群充滿著問題的人其實很有可能形成一個大有問題的政府」的憂慮。對此，希特勒或許就是最佳的負面案例，他的獨裁暴虐其實就是在選舉與群眾當中獲得了強大的支持的，以致於希特勒就不會是一個不知何故地從現代史裡冒出來的野心家，而是成為了德國人數十年來揮之不去的共同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