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論>當土石持續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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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進口的偵探

早在電影《阿凡達》流行之前，台灣人就已經熱衷於身歷其境的感受了，所以我們會看到每到颱風季節，電視台都會大陣仗地、也十分投入地為這年度的大秀做足準備。電視台的分割畫面、跑馬燈與無意義的動畫除了催促我們應當購買更大尺寸的電視之外，主播以及採訪記者戲劇性的表演，在某個意義上也暗示著觀眾應該準備好爆米花或其他零食、佐著窗外的雨聲。一切準備就緒，一場消費他人痛苦又能佯裝自己關心的好戲即將上演（註1）。

但也就像《阿凡達》一樣，人們對八八風災的關注消退得十分快速，但其中原因歸根究柢，則不是因為陸續有「推陳出新」的災難在台灣上演。那麼這消退是為什麼呢？事實上，這個「為什麼」與我們在看日本NHK所製播的《當土石崩落》節目所發出的「為什麼日本人這麼認真」的「為什麼」，其實直指著同一個問題根源。

只是我們通常沒有追問下去，所以我們的判斷常常就只到達「日本人做事比較仔細、謹慎、想得比較遠……台灣人比較隨便……唉，台灣政府比較無能啦……」。但從某個角度來看，那問題的關鍵其實是在於「日本人比台灣人更重視『人』」。而從一種膚淺的歷史眼光來看，這真是令人驚奇的，因為不過就在六十餘年前、日本在大戰後期的作風是以不重視人命著名的，並且這種印象一直停留在我們的記憶裡。諷刺的是，過去不斷用戰後「以德報怨」的故事來營造光榮感的我們，如今相形之下對於「人」的看重卻是十分落後與缺乏。

以致於那曾經飽受譏評的「父親節耶！……拜託！」，如今其實很有可能即是我們不想再關注一年前的「別人的」傷痛的理由──只差沒說出口。以致於薛香川在某個意義上可能只是犯了政治不正確的錯誤，他誠實地把大家在一年後藏在心裡的話講了出來，而成為了去年暑假「強檔熱門戲劇」的祭品。

我們或許可以說，倘若要每到週年才會想起八八風災並緬懷受害者，這其實跟基督徒在聖誕節時才想起耶穌是一樣荒謬的。事實上這種批評並不過分，因為當我們看到日本人在其國內發生災害後的未雨稠繆──並且竟進而籌謀到了一個落後的南方島國、還順便幫島國民眾釐清災難當天早上小林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就知道在這些日子以來我們可以做的還有更多。

《當土石崩落》背後的道德意義

儘管NHK的《當土石崩落》主要是從自然科學角度剖析災難，但它背後仍舊具有某個重要的道德意義──但這道德意義卻是不被我們看重的──也就是去釐清災難發生的原因。事實上也唯有釐清原因，我們才能夠公義地去做各式各樣的、短期長期的判斷與處理。但令人感到悲哀的是，這災難的原因在一年之後對台灣來說仍舊是個謎團（註2），以致於我們不知道是否該責怪災民「有永久屋住還不知足」，還是應該懷疑自己也可能是這場災難的加害者；不知道是否該責怪災民「總是任性地要待在山上，颱風來的時候又浪費國家資源」，還是應該反省這背後或許有加諸於前者的更深層的不公義。

不，我們其實是不重視這些的，殊不知謎團底下的互相懷疑與敵視也是一種很有效果的政治工具。執政者大可利用這種模糊，一方面展示自己「該做的都做了，不該做的也倒貼了」的無辜，另一方面則有相當的民意可以幫忙圍勦心有不滿的災民。而在野黨或某些政治人物也可以利用災民的憤恨委屈，作為輔助個人生涯發展的工具──形塑正義之士的形象並獲得可觀的影響力。

總之，這種模糊與混亂正是邪惡最喜愛的環境，以致於我們總要擔心，會不會那些在各種場合講到嘴角全沫的所謂的正義使者，他們其實很喜歡災難？會不會那些炮打中央而頻頻吹鬍子瞪眼的民意代表或甚至地方首長，其實很期待災難過後的龐大資源分配？會不會其實政府也看重這災難中的英勇救難與無私捐輸裡、能有一種凝聚台灣人民向心力的果效、以及就此畸形地生長出來的感動氣氛，能夠使人們忘卻其施政之下不斷撕裂的貧富差距、社會不公平？對此，或許有人會說「會嗎？不至於吧……」，但請別忘了，台灣其實是一個不那麼重視「人」的國家。

而我們能夠就這麼任憑它不清不楚嗎？一件殺人案都需要仔細調查並嚴格審理了，但為什麼發生在台灣的、六百多個人的死亡卻好像夢境一場呢？這難道不奇怪嗎？難道都只歸咎於不可預期的超大豪雨嗎？這超大豪雨背後有沒有什麼人為的原因呢？而除了超大豪雨之外，我們的國土規劃、山林政策、國家長遠發展策略、防災救災機制、國土基礎研究、道德教育有沒有缺失？我們真的能夠如此輕易地藉著「天災」這種稱呼──把責任都推給上帝──全身而退嗎？而我們是否見到某些官員下台──然後又很快地擔任其他的官職──就覺得事情已經結束了呢？

釐清真相的重要性

釐清真相固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這並不會得出我們就不應該去努力。而我們或可同意在各種複雜的因素交互影響之下、有時甚至是受限於科學研究的缺乏與極限，以致於我們沒有辦法很精準地指出究竟誰該付百分之幾的責任。但從公義的角度來看，釐清真相卻是必定要積極且努力去做、且要積極地向民眾告知的，因為目前有一種很明顯的現象是，我們很可能就因著對於八八風災致災原因的不同理解，而在後續舉措上呈現出各說各話的情況。

例如同樣是對災民的「幫助」，某些相信這災難純粹是出於天災的人，就很可能會將其理解為災民應當感恩的「施捨」，他們既沒有意識到某些幫助是災民根據其基本人權所「應得」的，他們也壓根沒想到自己有可能身處於那導致災難的共犯結構當中，以至於某些幫助是按著公義而應當給予災民的「彌補」。

也就因為相信災難純粹出於天災，無怪乎某些人就要批評災民在居住、工作、以至於文化信仰上的要求是過分的──而不是災民能夠按理來主張與自主地決定的。簡言之，就因為這是「自然的」災害，於是災民們所遭遇的這些苦難，其實是災民們自己倒楣，社會大眾並沒有欠你們什麼，你們有得吃有得住就該偷笑了，還想要額外要求什麼呢？難道還要用全體納稅人的稅金來倒貼你們嗎？

上述的思維其實並不誇張，因為它就真的在這一年裡逐漸地顯現出來。但是，倘若這災難裡頭存在著「人為的」因素呢？倘若它關連著政府在山林管理政策上的失職、或不當的開發、林木的盜伐呢？倘若它關連著政府一直以來並沒有很認真的看待與研究居住在山地偏遠地區的民眾的開發行為與安全呢？倘若那超大豪雨是體現著人類活動對於全球氣候的影響、以及人們長期以來對此影響的忽視呢？倘若如此，那我們還能不能說這些災民是自己倒楣？我們還能不能抱持著十足的信心地去說他們的受苦與我們無關？這難道不需要積極地釐清真相嗎？還是說，反正就任憑它停留在這種種疑惑與誤解裡，這樣我們比較省事呢？而這種態度正確嗎？

但很明顯的，這一年來，我們對於真相的關注與重視就如同奇美小護士那樣、快速自人間蒸發而幾至一乾二淨了。在某個意義上，就因為真相沒有得到釐清，以致於我們是直接或間接地允許前述的那種思維、化作「無形的私刑」，持續凌遲某些已然身心受創、但其實無辜的災民；是我們任憑錯謬的輿論與觀感再一次地將他們掩埋、使他們窒息。然而誰想也不到，那並無直接關係的日本人竟然比台灣人對真相更感興趣。他們嚴謹的調查為我們這一年來的粗魯與隨便造成了一種諷刺與警惕：原來我們還沒真正搞清楚禍首是誰，懲罰就已經被執行了。

民眾──包括災民──的責任

但倘若有人認為這一系列的說法將只是袒護災民，那就錯了。災民當然有可能要為這些傷害負上某種程度的責任，甚至某些災民也很可能是其他災民的加害者。對此，我們只需試問：我們是否都與那令人失望的政府與社會文化無關？只因為我是災民？當我在呼求公義的對待時，我平時可有重視公義？我是否關心並嚴格地檢驗這政府的所作所為？而我在生活中與選舉時是否反應著我的這種關心與檢驗？而我又是否曾經願意──在災害還沒臨到我、但早已臨到他人之前──思考這社會文化的問題與弊病？我有多麼地看重這件事？倘若今天受害的不是我，我有這麼在乎與意識到公平正義的重要嗎？我曾期待也願意參與這社會文化的改變嗎？

對於這些質疑，我們很可以想像有另一些人會批評：這是很困難的事、這是過高的要求了，你豈是拿聖人的標準來衡量大家嗎？──事實上這即是一種常見的、把問題無限上綱但其實是企圖撇清自己責任的回應方式。作為一個人，我們當然不完美，但這不意味著我們就無法走向完美。我們對前述的一連串疑問的反感，可能部分來自於我們並不習慣如此去做，但更深層的原因應是在於我們其實根本不夠看重它！

我們──無論身為災民與否──很可能就與我們指著鼻子罵的那些人一樣不重視人、不重視公義、不重視社會文化的健全，以致於我們會一如往常地繼續用選票支持那些壓根不重視人權、不重視偏遠地區的合理與長遠發展的候選人，或支持那些只把傳統文化當貼紙、或當成個人競逐利益之藉口的候選人。噢，其實我們還頗樂意這麼做的。於是我們不禁要懷疑，公義究竟是什麼呢？上廁所時才想到的衛生紙嗎？

當然，上述的情況僅僅是某種可能性，其真實樣貌往往會來得更為複雜。但這也不意味著就總是無法釐清，事實上我們就真的常常是惰於釐清！我們就真的常常會在自己受傷害時把自己想成這世界上最可憐的人、最無辜的人，甚至周遭的人也會因著我們的可憐而縱容我們如此的情緒、短暫地投注大量的同情──但也非常容易快速地轉成冷漠。人的受苦有沒有原因呢？我該如何判斷與評價自己的受苦呢？我究竟是無辜被罪惡牽連、還是其實也有報應的成份在裡頭呢？這些其實深刻關連著公義的問題，難道不重要嗎？

但要求災民在傷痛中、心裡還要能生出一把公義的尺，這於情於理都似乎是一種相當困難的要求了，以致於這麼一把公義的尺的產生就總是需要他者的協助──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政府應該努力地去釐清真相，而民眾也應當扮演積極監督的角色，從而釐清責任。

又站在更高的層次上、按著前述的內容，我們──不管受害與否──其實都關連於這場災難，以致於我們多多少少對此都負有責任與使命。具體地從致災的角度來說，不僅這山地的崩壞與氣候變遷下的超大豪雨可能是這個社會──甚至包括外國──所集體促成的；那總是在不斷的失敗中不斷聲稱要記取教訓──或急著撇清──的政府也常常是我們所推舉與縱容的。又從愛的角度來說，我們也的確不夠愛同樣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我們或許會為自己孩子的生活未雨稠繆，但我們卻常常「置他人死生於度外」。而更進一步的，我們其實也不夠愛我們所生活的這座島嶼、這片大自然。就因為我們的短視，所以這些事情常常就變得是無關緊要的。

2

我們真的那麼重視「人」嗎？

於是，就此來說，我們遭遇到的困難將遠比想像中的還要更大，以致於風災、土石流還可能僅僅只是皮肉傷而已，那難以治癒的致命病根即包含著先前所提到的、我們對「人」的不夠重視，事實上我們對他人總有種習慣性的冷漠──更真確地說是種冷血。對於這種判斷的最顯明的例子，就是我們長久以來總任憑我們的政府做出各式各樣不重視人、不重視人權的行為。

不僅如此，比起那些在療養院待了大半輩子、因為疾病而飽受病痛折磨與非人道對待與驚嚇、擔憂的漢生病患者，我們其實更看重自己的工作與生活順利與否。比起那些因為土地徵收、吃飯的工具要被人破壞一空而終日惴惴不安的阿公阿婆，我們好像更加看重科學園區的裁員風波與其帶動的景氣消長。比起關心那因為石化工業污染而終日生活在危害健康的威脅下的小朋友們，我們好像更加看重自己吃到的東西有沒有毒。比起關注風災受創地區民眾的未來發展，我們好像更在意近期的旅展有哪些優惠。

這算不算冷血呢？當然算！倘若我們真的願意深切反省，我們當會發現自己所能做的──至少至少把瀏覽購物網站的時間分一點給對這些議題的關注吧！──其實還有更多。對此，相信只要能夠理解電影《辛德勒的名單》最後、辛德勒拔下戒指而哭泣的痛苦的人，就能夠理解這點。

同理心：說的比做的簡單

但也因為這樣，所以我們就不禁要感嘆那些在災害發生的當下、被我們此起彼落地叫嚷著的「能不能多點同理心！」跑到哪裡去了呢？唉，這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就顯明了我們並不是那麼了解自己在說什麼──我們其實不了解同理心，同時也不知道同理的困難，事實上我們常常都是要等到自己遭遇到了痛苦才能夠真正懂得什麼的。所以，讓人感到遺憾的是，身為人的無奈與卑賤就常常要在這裡顯明出來。

於是那天天在科學園區裡賣命的工程師，就總要等到身體出問題了，才知道人生有比金錢更值得追求的美善價值，才知道主流文化有多麼畸形。那一輩子忙碌於事業的父母親，就總要等到家庭問題猛然爆發了，才知道多年來自己究竟疏忽了什麼、才認清自己對「愛」的錯謬理解。經歷貧窮的人，才知道平時被自己忽視的人們的迫切需要，才察覺瀰漫在社會裡的不公義。經歷死亡的人，才知道過去將生命視為理所當然有多麼無知，並且才終於認真看待他人的死亡。經歷壓迫的人，才知道被壓迫者的痛苦，才警覺應該起身改造社會。經歷美好自然消逝的人，才知道該珍惜瀕危的生態、該努力把這社會的眼光扭轉過來……。

但我們能不能不要總是「從失敗中學習」呢？對此，在某個意義上，我們似乎可以贊同人們都需要有同理心，去同理那些你還未曾──或一輩子都不會──嚐到的痛苦，從而認識到什麼才是最最重要的。

只是，我們其實很難有這樣的同理，我們的經驗與感覺非常地有限，但這也不意味著我們就無法多花一點時間、仔細思考發生在我們身邊的種種事件，而在體恤人的智慧上有一點點的長進。又從道德評價的角度來看，僅僅呼籲著要有同理心也是有問題的，因為「受苦」並不意味著「無辜」，而我們如何能夠去釐清自己或他人的受苦是來自於不正義，同樣需要的也是智慧。

於是，前面的問題就進一步地變成是：我們是否總要等到──自己或他人的──痛苦來臨時，才會重視對這智慧的追求呢？唉，我甚至對此也是抱持著悲觀的。因為大部分的人都像是螞蟻，在其氣味路徑被抹去──如人遭遇痛苦──時，儘管一時間會慌張地在原地打轉，但之後則仍會循著那主要的路徑、亦步亦趨地前進──繼續過著他們的尋常生活。致災真相有什麼重要呢？公義有什麼重要呢？事情不都過去了嗎？何必耽溺於悲情呢？

結語：當無形但恐怖的土石持續奔流……

無需預言我們就能感受到，八八風災必定將很快地從我們的記憶中消失，至於傷痛，就將僅僅留給那些受牽連的災民與親友。正因為我們忘得很快，所以我們不可能真的記取教訓；而我們之所以忘得很快，則是因為我們不夠重視。以致於我們真要懷疑達爾文登陸的是1835年的加拉巴哥群島，還是2010年的台灣。後者絲毫一點19世紀英國社會的「朝向文明進步」的幻想也沒有，有的只是血淋淋的弱肉強食、生存奮鬥。

「為什麼不去相信我們台灣人有這個勇氣、有這個能力並且有這個毅力渡過難關呢？」。的確，作為一個集合名詞，「台灣人」在短期看來似乎是屹立不搖的，只是那難關向來也都不是由「台灣人」共同承擔。而是單獨留給那女兒陪父親出門賣菜、因著路基塌陷落入溪中的破碎家庭；是單獨留給丈夫因為衝出斷橋、而再也無法與其相伴的妻子；是單獨留給那些同學玩伴們都不見了、一個人背負起眾人回憶的小朋友；是單獨留給那些住在樣品屋裡、卻因為離了土地而對未來生活茫然的災民。

沒錯，我們可以放心地把難堪的一面通通交給他們，相信「台灣人」必定會繼續──頭也不回地──大步向前！所以，就讓我們繼續歌頌並尋找更多的台灣之光來維持我們的自我感覺良好吧！讓我們繼續搜尋名人召妓或不倫的八卦話題吧！讓我們繼續期待一個又一個記不清楚名字但總是賣弄著肉體的正妹或名媛吧！讓我們每日的生活都繼續化為拙劣的模仿與低俗的笑鬧吧！讓我們繼續嘲笑鄭南榕吧！──因為他天真地相信就算死了一個鄭南榕，台灣還會出現一百個鄭南榕！



註1：想也知道，那二十四小時追蹤、並且不時地要派遣記者去涉水淋雨以製造戲劇性效果的新聞頻道，其實看重的是廣告效益而不是災害本身。

註2：筆者於月初曾向評斷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六龜鄉新開部落災害、旗山鎮嚴重水災及民眾不幸遇難一案，純粹是出於天災而簽結的高雄地檢署，詢問是否有具體文件可供參考，地檢署是以「偵查不公開」為由而無法提供相關文件。至於聯合報2010年8月31日則報導「雄檢顧慮小林村民感受，未立即公布，對外統一口徑說：『還在等學術單位的報告』，但雄檢已考慮在適當時機公布」。對於地檢署的判斷，聯合報於9月1日報導「八八水災在高雄縣造成重大傷亡，相關公務人員是否有廢弛職務的問題？高雄地檢署偵查結果發現，小林村連避難地點都遭掩埋，即使發動強制撤離，村民也難逃一死；因此，高雄縣長楊秋興及甲仙鄉長劉建芳均未涉廢弛職務罪。……縱使縣長、鄉長依現行法令程序進行強制撤離，將居民撤至兩處避難地點，也無法改變小林村死亡444人、失蹤14人的災害結果。也就是說，以國內現有的防災機制，不足以避免小林村災害的發生或減少災害損失」。中國時報同日則報導「國內現有防災機制不足以避免小林村山崩災害發生或減少災損，台灣過去也沒有處理過如此大規模山崩經驗，現今科技無法預測或避免，更何況縣長、鄉長等未具專業知識的人」。令人懷疑的是，那麼究竟是誰「應該」注意到國內防災機制究竟能否滿足國內防災需求？究竟是誰「應該」重視防災專業知識的培養與健全？而真的是現今科技無法預測或避免？還是因為我們在這些科技上沒有足夠的投資與重視？


延伸閱讀：
<議論>功德、人權、愛

（本文為原稿，另刊登於小地方台灣社區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