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動物權利合理嗎？足夠嗎？──一個循著台灣脈絡進行的反思

＊本文為2011年「方濟電影院」系列活動而寫，相關活動訊息，請見活動Blog：http://porziuncola-cinema.blogspot.com/

前言

要在台灣社會談論或主張動物權利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究其根本原因，這並不在於我們從表面上所說的「台灣人缺乏對於動物的關懷」而已，而更是因為社會大眾對於「權利」的認識其實是相當地有限的。是的，從歷來種種社會現象裡、我們能夠知道，台灣民眾對於人類的權利的認識常常都是殘缺而扭曲的，人們常常踐踏與侵害他人的權利而不自知、又或者以為理所當然，於是，又遑論動物的權利呢？

■ Photo by Dominique Sanchez on Flick.com（CC:by）

當然，這種毛病並非只是台灣人所獨有的，因為就連許多外國知名自然科學家與民眾都也會犯上這種毛病，以致於他們常常是太過輕易地把「權利」當成口頭禪而與「動物」連結起來。甚至還有很多人也會誤將主張功利主義的Peter Singer的「動物解放」與「動物權利」連結起來，逼得Singer本人還得為此做出澄清：「〔說〕動物解放的是建基於權利──特別是建基於那拓展到動物身上的權利……這完全不是我的立場。我之所以很少談論權利，是因為權利對我的主張來說並不重要。我的主張是建基於平等原則，……我的基本道德立場是功利主義的。我在《動物解放》裡很少使用權利這個詞，我也能夠非常輕易地完全不使用這個詞」(Singer, 1978:122)。

<議論>對於大埔農地強制徵收的一個短評

■photo by Scheinwerfermann、Johannes Barre、LERK on Wikipedia（CC：by-sa，經修圖）

前言

已經長高的稻子被怪手毀壞了，我們咒罵這是暴殄天物──但我們的社會文化卻常常以浪費作為個人身分地位尊崇的表徵、作為個人平時辛苦工作的慰勞。

被徵收地的居民面對公權力只得無力地哭泣或吼叫，我們心疼他們的遭遇──但我們的社會文化卻常常以心疼與同情作為個人的「時尚」裝飾，對此只消回想八八風災，我們就知道自己常常在潮流過後所顯露的殘忍和冷漠。

遭到強制徵收的農田被質疑是要圖利財團或特定人士，我們抱怨這是極度地不公平──但我們的社會文化卻不斷地教導我們從建立良好人際關係中搶得先機、獲取一般人所無法獲得的利益，能坐就別站、能躺就別坐……；在其中，有誰曾經叮嚀我們別忘了在此競爭之下只能站著的人嗎？好，倘若我們還要辯解前者並不是公平競爭，那麼請問什麼是公平呢？甚至，只要公平就夠了嗎？

民主與法治的不足

在苗栗大埔農地強制徵收的議題上，或許首先值得我們回頭思考的是台灣人引以為傲的「民主」。對許許多多的人來說，民主國家幾乎就要與「一個正常合理的國家」、「一個美好的國家」畫上等號了；而座落在與一個巨大的極權國家相鄰的位置上，我們也常常以民主作為自己在國際間的標榜，意思好像是說，台灣並不落後，台灣正在實踐一種被認為是最開明先進的政治制度，台灣人一樣享受著這樣的制度──就好像那些啃漢堡喝可樂的美國人那樣。然而，美國在開國之初其實即面對著一項爭議，即在那民主制度底下，究竟是應該放手相信人民的決定，還是應該擔心人民沒有能力做出最好的決定？那後者即是來自於對「一群充滿著問題的人其實很有可能形成一個大有問題的政府」的憂慮。對此，希特勒或許就是最佳的負面案例，他的獨裁暴虐其實就是在選舉與群眾當中獲得了強大的支持的，以致於希特勒就不會是一個不知何故地從現代史裡冒出來的野心家，而是成為了德國人數十年來揮之不去的共同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