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自然農法中的傳統知識再現－對於傳統與科技、自然與效率的想像和討論

這是一篇從一位自然農法實行者的經驗與理念所延伸開展出來的、對傳統與科技、自然與效率等概念的思考與討論。文章內容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部份，前半部為概要性地介紹自然農法實行者－羅慶郎（Taru．Behuy）一路學習與成長的過程；後半部則就他對自然農法的想法與心得，做更進一步的概念上的討論。

前言

在一般的理解與想像裡，「傳統（tradition）」它可能意味著一種靜止的、凝結的狀態，甚至在某些時候，我們是很容易將它與「現代」給對立起來的。而當「傳統」被我們視為是處於「現代」的對立面時，它一度也被給予了一種「阻擾人類進步、發展」的負面評價。但時至今日，當人們開始反省科技文明所帶來的種種問題，以及反省我們對於弱勢族群、文化的忽視與文化多樣性的喪失時，我們又會開始給予「傳統」許多富有意義的正面評價與美好想像，於是傳統是應該被珍視、被保存的。

但「傳統」就真的是一個靜止的概念嗎？傳統真的與現代對立嗎？回到「傳統」的字源裡，我們會發現傳統主要是「給出、傳遞」的意思，它不但不是「固著、靜止」，它反而是一個動態的、「在進展中的過程」（註1），於是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傳統不只與「過去」有關，它也包含著「現代」，傳統並非永遠植基於過去，傳統除了可能是為了回應新的狀況的一種發明（註2），傳統也可能會以一種看似現代的面貌－甚至讓我們心生懷疑它還算不算是傳統－而展現出來。

■羅慶郎在台中東海大學旁的東海和平咖啡館，分享他投入自然農法的甘苦過程。

而這樣的對於「傳統」概念的挑戰，即展現在一場關於泰雅族傳統知識與自然農法的座談會內容裡。這是由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所主辦的「當現代遇到傳統－原住民傳統知識的再現」系列活動，活動中請到了新竹縣尖石鄉石磊部落的泰雅族自然農法實行者羅慶郎（Taru．Behuy），來分享他的農業經驗。在這樣的分享裡，它不僅僅是讓我們看到一位從事農業的原住民努力學習與追求的心路歷程，它其實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讓聽眾們能夠試著重新思考傳統與現代、科技文明與自然保護之間的關係。

心路歷程：從慣行農業到有機農業

羅慶郎在很年輕的時候，曾經做過為台灣電力公司拉電線的工作，之後又到市區開計程車營生，但因為常常迷路、徒然浪費汽油，遂轉而尋找能夠獨立自主、又不用看別人臉色吃飯的工作。於是他從種植香菇做起，但想起當時為了要培育香菇而砍伐國有林班地的樹木，讓現在的他覺得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種植香菇曾一度是原住民維持生計的重要產業，但在 1980年代政府開放香菇進口的政策衝擊下，原住民的香菇產業受到非常嚴重的打擊，羅慶郎也因此轉作青椒。在種植青椒的過程中，曾經因為颱風侵襲使得青椒損失五分之四，但卻也因為颱風造成青椒價格大漲，替他賺進了二十多萬，最後是因為山區道路中斷才沒有辦法再繼續對外販售。

而這正反映出了慣行農業的一種特質，便是在經濟利益驅使下偏好進行大面積的種植，其優勢在於價錢好的時候，能大賺一筆；劣勢則在於價錢不好時，連付出的本錢都無法回收。此外，農業對於化學產品的依賴，也造成了羅慶郎生命的重大轉折。羅慶郎與妻子因為小時候曾經見識長輩酗酒的問題，於是便決心不喝酒，此外也無抽煙的習慣，即便如此，但他的妻子卻意外罹患了三種癌症，一度瀕臨死亡。那時候他才開始深刻地反省，並發現這是因為在實行農業的過程中、大量使用農藥所造成的惡果。

■2008年春天，美國加州的民眾抗議政府為控制蘋果淡褐捲葉蛾（Epiphyas postvittana）所進行的大規模噴灑農藥行為。Photo by Chance Gardener on Flickr.com

他提到過去許多從事農業的原住民因為缺乏知識，噴藥噴得很兇，才40多歲就肝硬化去世的案例不勝枚舉；但平地人則很聰明，他們上山租用原住民的地種植作物，但只有在噴灑農藥時，才會臨時雇用當地的原住民或其他居民來噴藥，讓原住民深受農藥之害。此外，又因為消費者普遍喜愛外表漂亮的蔬菜，於是在慣行農業思惟底下的農民，更覺得需要使用農藥。甚至只要是價錢好，為了賺錢，農民會連剛噴過藥的菜都急著拿去賣，這種惡性循環不但傷害了消費者，也讓農民陷入生命與健康的重重危機之中。

就在這個時候，羅慶郎開始思考農業的出路，他發誓再也不碰化學的東西，並轉而去請教泰雅族的長者有關農業上的知識，也開始認識有機農業。他曾經請教長者如何製作堆肥，但長者卻反問他「過去養牛的牛舍是拿來做什麼的呢？」，其實牛舍除了是要讓牛可以有個遮風避雨的休息處外，更重要的功能是要收集牛糞－堆肥，而過去的人都直接將牛糞放在田裡，但羅慶郎因為沒有牛，於是便購買雞糞來做堆肥，而當時養雞是比較少使用抗生素的，於是雞糞也比較乾淨，適合拿來製作堆肥。

但即便得到了長者的啟發，苦於知識不足的羅慶郎還是面臨著相當大的困難，他曾經摸索了半年，還是製作不出堆肥；他也曾經花了4年的時間，育苗才成功。時至今日，他之所以能夠非常快速地在3個星期裡就製造出可用的堆肥，並將方法分享給鄰居，其實也是經歷了10年的苦心研究才獲致的。

而在這個反省與學習的過程中，他也回憶起從小跟父母上山進行游耕燒墾的經驗。過去長輩們會在燒墾之後有灰燼的地方種植南瓜或豆類，但後來才知道，原來燒過的地方會有微量的磷與鉀，所以作物能夠長得很好。但現在因為土地私有化與水土保持的重要，過去的游耕燒墾就變得不可行了，於是他嘗試尋找現代的替代方案－以燒芝麻桿、菸草桿來製造作物所需要的磷與鉀。

此外，他也記取傳統農耕裡的智慧和教訓，去保留環境裡的許多微生物，甚至是營造出適合微生物生存的環境。對此，可以他在座談會上的兩個描述為例：首先，在種植蔬菜的方式上，過去他為了防止土壤水分散失或雜草生長，於是會覆蓋塑膠布在種菜的土堆上頭，但這樣的塑膠布卻會使得土壤的溫度升高－當外面溫度37度時，塑膠布內可達42度，以致於有益於作物的微生物將難以生存，於是後來他改用稻草或芒草作為覆蓋，來改善微生物的生長環境。其次，他雖然過去曾經很討厭「草」，但後來才逐漸知道草的重要性，而他認為，草的微妙之一即在於可以反應當地的微生物，以致於我們可以透過草來理解一塊土地的狀況。

而當從事有機農業的羅慶郎開始認識自然農法之後，他更覺得自然農法的概念即是泰雅族的傳統，因為它不但是在追求人的健康，也是在追求整個生態環境的健康。

與自然農法的接觸與實踐

羅慶郎認識自然農法的契機，是來自一位在台灣宣教的韓國牧師。透過這位牧師的介紹，他得以在去年9月前往韓國濟州島觀摩自然農法，並驚訝於韓國在自然農法技術上的先進：不但橘子的採收期長達11個月，並且在實行自然農法的農場裡，完全沒有任何臭味與蒼蠅，環境十分乾淨，養了兩千隻雞的養雞場，更同樣地一點臭味也沒有。而這是結合了通風的空間設計、乾溼度控制、飼料的改善與微生物利用等等技術才得以實現的。

除此之外，韓國的自然農法大量使用自然素材作為堆肥、營養劑的技術，也讓牲畜與作物的生長情況非常良好。並且他們會按照不同植物的不同生長速度，來進行有效率的種植，再加上營養的補充，使得他們的土地是不需要休息的、可以一直進行生產。此外，他們也任憑將耕未耕的土地長滿了草，因為草有避免陽光過度曝曬土地的保護功能。這在在都顯現了他們對於自然環境的用心觀察與理解，而這樣的理解，也反映在豐碩的收穫上。

在經歷過這樣的觀摩後，羅慶郎開始期許自己能夠在兩年之內趕上韓國的技術。他除了保留農場四周可以防風的草叢、可以調節溫度與維護水土保持的樹木外，也不假外求地著手進行肥料與營養劑的製作。他的營養劑不但使用了許多漢方素材，甚至在提供作物養分外，連人都可以飲用，並對身體健康有正面的助益。而也正是因為他所採取的自然農法非常安全、過程中不會有化學產品殘留，所以他可以很放心地讓孫子們在田裡跑跑跳跳，而一家二十幾口人，也都投入了農業的工作。

對於羅慶郎來說，自然農法的實踐，不但是在追求消費者、農人與自然環境的健康，它其實也是泰雅族傳統知識的回歸與再現－讓務農的他不但回到了自然的方法裡，也回到了祖先的方法裡。

「傳統－科技」、「自然－效率」：在想像與理解上的困難

然而，就當羅慶郎在座談會裡非常熱情地分享著自己在農業技術上的鑽研與掌握，強調著自然農法的生產「效率」時，這其實正考驗著許多人對於「自然農法」與「傳統」的想像和理解。說穿了，那其實是對於科學技術與效率的一種不適應，而這種不適應其實是有來由的，那是在英國現代哲學之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提出人類應當控制自然、利用自然，並儘可能地讓自然展現出其價值－即自然的「經濟價值」後，便種下了現代科學「利用自然」的陰影。

但培根這種「為了人類帝國的興盛而須盡可能地邁向自然世界開疆闢土」的想法（註3）之所以在往後得到極成功的實踐，必須要結合著啟蒙運動所高舉的理性力量與人類地位來進行理解。在這運動中所生成的、影響人類至今的科學主義，不但讓上帝與精靈在笛卡爾式的懷疑裡消失，也讓所有的生物、自然、宇宙成為一部對照著工業革命時代的、沒有靈魂也沒有情感的精密機器（註4），並且人類可以也應該對這部機器加以改造、並增進它的效率。

繼承了培根這部份想法的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在他的著名文章〈自然〉裡如此表白他所理解的現實：「自然服侍人類，不只供應物料，也襄助了人世的過程及成果。自然的每一部份皆無盡地附和人們的利益」（註5）又說：「自然中的事物，沒有只用過一次後便耗用盡棄的。每件事物在盡了最高的用處之後，又是嶄新的東西，…我們的心志必須更熟悉使用萬物的信條－物件唯有在被運用的時候，才是好的」（註6）。

■廣島和平紀念公園。Photo by oliptang on Flickr.com

後來的故事是我們所熟悉的，人類挾帶著科學技術向地球的各個角落挺進，大規模開墾所導致的沙塵暴、大規模撲殺動物所造成的物種滅絕、大量使用農藥與殺蟲劑除了導致自然奄奄一息，也戕害了人類的生命健康。

在台灣，森林砍伐、山區平地大量開發造就今日危脆國土；工業不分傳統產業或高科技皆發生許多嚴重污染案例；各式各樣的新穎技術不但無能挽回資源的枯竭、生存環境的破敗，它甚至還直接或間接地促成慘劇。回顧約莫一百年來、伴隨著科技文明而來的種種問題，我們或許可以1945年、人類史上的重大發明與象徵為例－當原子彈試爆成功後，它所帶給當時人們的心理印象，並不是一座「人類科技的里程碑」，而是一個「人類將要自取滅亡的、活生生的象徵」。

於是我們將不難理解為何近代的環境保護運動對於「科學技術」總有一種不適應、排斥，甚至是敵視。而也很可能正是在這種氣氛裡，我們會重新找回並肯認「傳統」與一種「嘗試以樸拙的、不講求效率而講求健康、追求與自然共存的生存模式」的價值；我們很可能放大了傳統與自然農法、有機農法裡頭「不以技術與效率為優先」的特質，以致於當羅慶郎信心滿滿地在跟我們分享他能夠在多短的時間內製作出堆肥與營養劑、他的生產是多麼有效率、甚至土地也可以不需要休息時，我們可能會遭遇到這種想像與理解上的困難。

傳統的意涵、回歸與再討論

那麼，再讓我們回到文章開頭時所談到的「傳統」的意涵吧，作為一段「在進展中的過程」，何以今日所實踐的泰雅族傳統，就非得扮演著刻苦仿古的角色－彷彿唯有如此才能證明原住民族與自然和諧共處－而不能把握住核心概念並與日俱進呢？創新的傳統不也是傳統的一部份嗎？同樣地，在某些對於有機農法與自然農法的想像裡，為什麼這樣的農作就必定得耗費心力卻得不到對等的收穫－彷彿唯有如此才能證明人類對自然的讓步－而不能以卓越的技術來合理地獲得最大利益呢？

■在Walden湖畔重建的梭羅小屋與紀念雕像。Photo by psd on Flickr.com

自然的經濟性

西方世界－至少是從18世紀以來，對於「自然」與「效率」這兩者之間常常是劃上等號的，19世紀的美國文學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即在晚年的森林樹木演替研究裡，提出我們若想要有「質高量佳」的來自自然的收穫，則應當把最有智慧與經驗的種植者－自然當成老師，並讓人類的作為得以跟上自然的節奏與規則（註7）。

而在梭羅的想法裡，這樣的順從自然，可以早期的、具有豐富的自然生活經驗與知識的美洲印第安人為例，他認為印第安人是－如他理想中的那樣－與自然環境合而為一的，他們與自然是「生命裡的生命」的關係（註8）。於是，「追求效率」其實與「尊重自然」不但不相衝突，甚至大自然本身就是那麼地有效率，本來就存在著值得我們學習的「精打細算的經濟管理」（註9）。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海克爾（Ernst Haeckel，1834～1919）在1866年發明「生態學（Ecology）」這個字彙時，其實就已帶著經濟學（Economy）的想像－這兩個字彙的共同字首「eco」源自希臘文的「oikos」，是家、家庭管理與維繫的意思，它不僅是代表著當時的人們對於造物主在自然中「精明與智慧的」（註10）、「充滿效益的」安排的讚嘆；從一個進步的角度來看，它其實也提示著我們應試著向自然運作中所展現出來的高度經濟性學習。事實上，若從自然世界反觀人類社會，我們會發現歷來人類科學技術的運作並不如我們所希望的、是在追求一種「整體觀點底下的效率」與「共同利益」，它們反倒是在競逐「個人利益」的過程中，造就了太多的浪費、不均與副作用；它們其實是那麼地沒有效率，並犧牲了他人的權益與自然環境。

對於人類中心主義的反省

至於在「技術」上，我們也可以從梭羅對其真實生活的看法和實踐作為切入。梭羅的知名作品《湖濱散記》的社會背景，即是美國在邁向工業文明過程中、社會面臨劇烈變化的年代，身處於這個年代的他，見識到了人類的大量擴張與自然環境所遭受到的大面積破壞，也目睹了各種科技產物的發明。《湖濱散記》的內容即道出了當時在這種科技文明勃發氛圍底下的人類所面臨的尷尬與不相稱，而他也用了許多篇幅，來說明與規勸人類為什麼應該要過一種簡樸踏實的生活：「文明改善了住屋，卻未能改善住在屋子裡頭的人。…文明人所追求的東西如果不比野蠻人來得有價值，如果花了大半輩子只為了滿足粗俗的需要和舒適，那何勞住得比野蠻人好呢?」（註11），又說「千百種的『現代化改進設施』也是這樣，讓人產生不實的幻覺，實則那些進步並非都是正面的。…我們習慣去發明看起來很炫的小玩意，結果分散了我們對嚴肅事務的注意力。這些發明改善了方法，可是目標並未改善」（註12）。

但在這些描述裡，與其說梭羅是在抵抗文明與技術，倒不如說他所關注的並非是這兩者，而是更看重新時代的人們如何自我反省與提升。於是，當其前輩愛默生在保護自然資源的議題上，仍是以一種在今日依然常見的「資源匱乏危機」與「如果人類不做出改變與努力，人類的權益就會受損」等等著重於人類利益的論調來提出呼籲時，梭羅在其身體與心靈上都走得更遠－準確的說，應該是向後退得更遠，以致於人類能夠以自我反省與反思、降低慾望、自我克制等方式，加上對於自然的觀察、欣賞與尊敬，為人與自然之間創造出一種和諧共存的可能。梭羅的取向其實正提醒著我們所應該反省的不該在於「技術」與「效率」，而是在兩者背後扮演著操縱角色的人觀與自然觀－這即是在探問：人類究竟應該用什麼樣的觀念與態度身處於自然之中？

結語

在過去的某些論述裡，我們都太輕易地把科學技術和對效率的追求給妖魔化了，以致於我們要不是會轉而對「原始」與「被禁錮在過去某段時空裡的傳統」心生嚮往，就是會模糊了我們真正該檢討的對象－人類中心主義。假若我們不是那麼偏狹地看，我們會發現科技其實大大地展現了人類的創意與美感，我們不可否認許多科技的發展是在追求一種美好的境界－它同時也可能是在追求一個與自然和諧共存的世界。但是，人類那「以自我為中心」、「以個人為中心」的習慣與信仰，卻常常會引導著科技朝向惡的方面發展。

於是，或許真正會困擾我們的，不是我們對於「傳統」或「自然農法」的理解，而是我們對於科技與效率的誤解。科技是人性－包括好的或壞的一面－的展現，我們無法否認科技背後其實富含著我們對於幸福的想像與盼望，科技不該總是被末日恐懼或環境原始主義渲染成為冷酷無情的、是將要來毀滅人類的「終結者」。反之，科學技術與對效率的追求其實已然為我們指出了一條小徑，讓我們－無論是延續著傳統的步伐，或是進行對自然友善的農法實踐－都得以走在敬畏自然、領受這一切白白恩賜的路上，甚至，能幫助我們走得更好。


註1：劉建基（譯）（2003）。Raymond Williams著。傳統（tradition）。載於關鍵詞（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頁404-405）。台北市：巨流。
註2：Tradition. (1993). In Bloomsbury Guide to Human Thought. Retrieved May 30, 2008, from http://www.credoreference.com/entry/344880
註3：侯文蕙（譯）（2007）。Donald Worster著。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Nature's Economy-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頁51）。北京：商務印書館。
註4：同註3，頁62。
註5：林淑貞（譯）（1999）。Ralph waldo Emerson著。自然（Nature）。載於細說生命華采－愛默生自然文選（頁6）。台北市：張老師出版社。
註6：同註5，頁15。
註7：同註3，頁96～98。
註8：同註3，頁126。
註9：繆哲（譯）（2002）。Gilbert White著。賽耳彭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頁81）。廣州：花城出版社。
註10：同註9，頁28。
註11：沈漠（譯）（2004）。Henry David Thoreau著。湖濱散記（Walden）（頁39）。台北市：語言工場。
註12：同註11，頁58。

（本文為原稿，另刊登於peopo公民新聞平台、小地方台灣社區新聞網）